转自：人民政协报
近日，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5年度公务员考试（下称“2025年国考”）报名告一段落。2025年国考公告提出的“对于2025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0周岁以下（1983年10月以后出生）”引发广泛关注。
为何35岁会成为职场的年龄分界线？这道就业的门槛，又该如何破解？围绕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希望他们的真知灼见，能够让更多人勇敢地——
人生需要更多的可能
近日，安徽农业大学，一场秋雨过后，校园里的小路上铺满了落叶。
清晨的操场人烟稀少，雨水汇聚成了一个个小水洼，把蓝天和白云包裹起来，高文敏朝着倒影中的自己比了个胜利的手势。
高文敏今年35岁，是该校一名全日制研究生三年级学生。“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漂’了10年，有点卷不动了，辞职回了家乡合肥，全力‘备战’，考取了研究生。”高文敏告诉记者。
“时隔10年，重新回到校园，感觉很不一样，也有非常大的收获。”高文敏最近正在忙着研究秋季校园招聘，“作为一名大龄应届毕业生，压力挺大的，大多数毕业生都比我年轻10岁左右。”高文敏坦言，“很多次应聘我还被问及了婚育问题。”
高文敏平日里结交了不少和她经历相似的大龄考生，“有上岸的也有还在备考的，大龄考研的理由各种各样，提升就业质量是主流原因之一，还有几位全职妈妈是为了证明自己。”
“原因各不相同，但我们都为了梦想勇敢了一次。”高文敏笑着说，“毕业就像把理想照进了现实，大家对前方的路多少有些迷茫，但依然坚定前行。”
最近，一条消息让高文敏和伙伴们为之振奋：近日2025年国考公告提出，对于2025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0周岁以下（1983年10月以后出生）。
“很多人虽然没有考公的计划，但这个消息还是让我们非常高兴。”在高文敏和伙伴们看来，这是一种打破“35岁门槛”的信号。
“35岁左右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大多数人都踏实肯干，而且我们也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技术优势。”高文敏说，“所以真的希望得到更多公平竞争的机会，而不会因为年龄就被拦在‘门外’。”
这个话题，同样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的关注。此前，她曾就此提交提案，建议取消公务员“35岁门槛”。“并非每个人都会在毕业时就做好完整的职业规划，很多人会选择先到企业积累经验，或者自己尝试创业。”蒙曼表示，一些人在思想较为成熟后想要“调转车头”，“我们应该给这些年轻人更多试错的机会，让他们的人生有更多的可能。”
蒙曼认为，部分国考年龄限制放宽到40岁，对各行业的招聘起到风向标作用和方向性指引，有助于消除职场年龄歧视。“只有打破年龄限制，才能让更多人才得到公平竞争的机会，从而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发展目标。”蒙曼说。
一封“大龄青年”写给委员的信
“全国两会期间，我们看到包括您在内的多位代表、委员为打破考公年龄35岁门槛提出了宝贵建议……”今年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泉又收到来自“大龄青年”的联名信。
“‘大龄青年’是他们信件的落款，这是由10余位青年联名完成的，连续多年两会前都能收到他们的来信。”吕国泉说，“他们在信中呼吁，希望能够营造更加宽松的用人环境，共同去除对年龄的限制条件，建设中大龄劳动者友好社会。”
写信人之一王明（化名）今年38岁，家住北京市海淀区。“大学毕业后我开始创业，因为各种原因失败了，之后干过销售、代购、代理等工作。眼看孩子越来越大，我更期望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发现自己已经没有报考公务员的资格了。”王明说。
“求职路上，也认识了很多像我一样的大龄求职者，偶尔我们会聚在一起琢磨做点什么。”王明决定和伙伴们一起，尝试给代表委员写封信。
“没想到吕委员很重视，很快就和我们取得了联系，与我们聊了很多。”王明告诉记者。
“职工权益问题本来就是我的本职工作，一直很关注。也很感谢这些青年人的信任，每次沟通都是一次深入的调研，让我更全面地了解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因为这样的缘分，吕国泉成了大龄求职者们的“代言人”，多次针对“35岁门槛”问题在全国两会上建言献策。
为什么35岁成了职场的一道坎？
吕国泉表示，1994年发布的《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提出，报考国家公务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是“年龄为35岁以下”。此后，这一标准也逐渐被部分事业单位采用。
“虽然很多民营企业对年龄没有特别的规定，但人事部门也更加喜欢35岁以下的求职者。”吕国泉说。
“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和受教育程度的巨大变化，职场中这样的年龄限制显然有其局限性和不合理性。”吕国泉表示，当下就业年龄链条拉长，加之现阶段职场流动性扩大，对于中年人而言，他们选择重新就业、报考公务员的诉求逐步扩大，因而该问题也被越来越多地关注。
“‘35岁门槛’，既不利于职工的权益保障，也不符合目前我国扩大就业、实施更加积极就业政策的大趋势，更不符合当下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政策要求。”在吕国泉看来，部分国考年龄限制放宽到40岁，对很多大龄求职者而言是利好消息，“但真正破除职场的大龄歧视，仍然任重道远。”
营造更加公平友好的就业环境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35岁门槛”是有形的，但职场年龄焦虑却是无形的。
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对年龄的增长感到恐惧，“很多职位晋升、岗位流通的机会，在35岁后离我们越来越‘遥远’。”甚至一位28岁正在备考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年轻人对记者自称“大龄考生”，“再不‘上岸’，即使未来考上了，发展空间也会受到很大限制。”
“每个人都会经历35岁。越来越多劳动者的焦虑，可能会强化他们的危机心态和消极预期，从而引发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吕国泉不无忧虑地说，随着我国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延迟退休政策也已落地，“如果职场还存在‘35岁门槛’，极易造成就业市场恶性内卷，以及就业市场人才的浪费与断层。”
对此，吕国泉呼吁，“破除这个职场‘玻璃门’，需要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合力纾解，多管齐下。同时要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包括做好劳动法律法规的普法工作，引导劳动者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平等就业权益。”
记者梳理发现，为中大龄求职者“解套松绑”，政府和社会一直在努力探索各种途径：《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1年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中，就首次提出“应届毕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非在职）年龄可放宽到40周岁以下”的相关表述。此后，每年的国考均有该要求，至今已施行10余年时间。
此外，从2023年起，大部分省公务员考试已明确将硕士、博士应届生年龄限制放宽至40周岁，新疆还将县（市、区）及以下机关职位的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年龄放宽到45周岁。
吕国泉告诉记者，如何保障职工的平等就业权益，也一直是各级工会的一项重点工作。“近年来全国总工会针对35岁就业年龄限制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调研，且及时向人社部门等积极反映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蒙曼表示，这些探索对于打破“35岁门槛”都释放了积极信号，有利于形成尊重中高龄就业者的良好社会风尚和积极心理预期。
“但同时也要看到，此次部分国考年龄限制放宽到40岁的做法持续引发热议，再次反映了广大职工对破解‘35岁门槛’的迫切呼声。”蒙曼认为，当下政策仍有一些“未尽之意”，“比如放宽只针对应届硕士和博士生，对于很多不具备该限制条件的大龄求职者而言，会感到失落。”
蒙曼建议未来应酌情再次放宽限制，在公务员行业率先消除35岁的报考“红线”。“这可以让青年人的职场规划更加从容。同时，放宽年龄限制也能够吸引更多有经验、有阅历的中年人才加入，为岗位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视角。”蒙曼说。
吕国泉进一步建议，用人单位还应持续完善职工培训机制，扩大中高龄劳动者教育资源供给，提供更多岗位技能、再就业培训等精准服务，提高其就业率和竞争力。他提出：“特别是针对受教育水平偏低、技能单一的中高龄就业困难人员，要推出更多帮扶措施，组织专家给予职业指导、培训项目推介和就业创业政策咨询等服务。”
“同时，要进一步强化法律制度保障，明确就业年龄歧视判定标准，增加监管处罚可操作性，对各年龄段劳动者给予平等就业保护，要求用人单位不得将年龄作为招聘、晋升或辞退的红线。”吕国泉表示，要对用人单位有形或无形的年龄限制的做法，加强劳动行政监察和群众监督，加大惩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