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长江商学院
《无公益，不长江：新质生产力与商学院的新质公益2024-2025》是长江商学院出版的第七本公益案例集。在新质生产力的新时代要求下，长江商学院开创性地提出新质公益以及商学院的新质公益。本书除了呈现年度长江公益案例之外，我们也邀请了长江教授，公益研究的领军学者，公益行业的领导者，长江商学院的企业家和公益校友代表等，共同探讨新质生产力与商学院新质公益的前沿创新、逻辑发展以及社会价值。
作为商学院新质公益的推动者，长江商学院朱睿教授创造性地实现了商业向善理论的本土化。她紧密结合市场和企业，一步步扎实地推动长江商学院校友理解商业向善、践行商业向善，并以此影响、带动中国企业商业向善的整体性提升。
在新质生产力和新质公益的新时代发展逻辑下，商业向善的理论和实践有哪些新的创新？又有怎样的发展趋势？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访谈了长江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ESG及社会创新中心主任朱睿。
朱 睿
长江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
明尼苏达大学商业管理博士
ESG及社会创新中心主任
Q: 在推动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的同时，今年国家提出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您认为新质生产力会怎样推动商业创新？
朱睿：我认为新质生产力包含三个重要的维度。
第一个维度，新质生产力的“新”是技术上的创新，透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节约能源、减少浪费。人工智能和目前的诸多技术创新都在这个范围。
第二个维度，新质生产力的“新”是绿色生产力，是可持续的力量。国家提新质生产力肯定是希望我们未来的生产力跟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相吻合，强调可持续的平衡发展和综合发展。
第三个维度，新质生产力的“新”是多部门的融合与合作，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企业，以及公益组织的携手合作。
Q: 伴随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人工智能等许多前沿科技是不是会给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痛点的解决带来新的可能？
朱睿：目前，人工智能特别受关注，许多头部企业也都为此重金押注。事实上，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人工智能所发挥出来的潜力，还仅仅是冰山一角，相信未来它可以发挥出更大潜力。
我个人也已经开始使用人工智能，例如ChatGPT协助我做研究、写案例，帮我做很多基础工作。我相信，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数据库的不断完善，它在未来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个体化教育。通过建立数据库，人工智能可以根据每个孩子的不同特质与需要，提供不同的教育方法和内容，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在心理与陪伴方面，人工智能也已经开始起到心理咨询和陪伴的作用。
这些都是大势所趋，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能量将是势不可挡的。
Q: 新质生产力带来的变革也呼唤出新质公益，长江商学院首创性地提出了“新质公益”（该观点认为，新质公益主张模式创新、科技应用、可持续性和多元化，强调在公益项目设计、管理和运营中引入新理念、新方法，提高公益解决社会问题的效率和影响力，同时通过商业向善，在商业中融入社会价值，从而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挑战和社会需求），从新质生产力到新质公益，您会怎么理解或阐释新质公益的内涵？
朱睿：刚才我之所以从三个维度去解释新质生产力，是因为这三个维度可以帮我们思考什么是新质公益，思考公益创新的迭代模式。我认为新质公益也包括三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新质公益的创新性体现在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过去讲公益，主要是通过捐赠方式做公益；而以新质公益的视角讲公益，尤其是在商学院讲公益，我们会注重创新的模式，比如通过商业的模式去做服务或解决社会问题，或者通过技术创新来做公益。
所谓技术上的创新，例如通过VR（虚拟现实技术）的方式使人们更好的理解社会问题，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当你处在同样的困境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体验？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在家里戴上一个VR眼镜，就可以感受一个轮椅使用者如何坐地铁，如何在马路上行走，这样的技术创新对人的同理心培养会起到非常好的效果，自然而然也会赢得更多人对弱势人群的支持。
第二个维度，新质公益跟新质生产力都强调可持续性。新质公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是在持续做的过程中有迭代、有自我造血的功能、有反馈的机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长江商学院特别提倡商业向善的理念，我们认为企业践行商业向善必须面对市场考验，必须让产品的理念和设计不断迭代，增强竞争力，能够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共赢。
第三个维度，也是呼应新质生产力的第三个维度，即多方合作或者多方融合。这种协同性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公益组织与政府、企业的协同，更包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大协同。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要考虑如何能不产生新的问题，如何让多方资源整合在一起，通过激励相容、多方受益的方式实现协同发展。
综上来看，新质公益与新质生产力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Q: 我们知道目前全球最受瞩目的人工智能ChatGPT背后是一家非营利的公益组织，其实美国很多科技创新最初都由公益组织触发。像这类公益组织＋企业的前沿创新，应是中国新质公益发展的新方向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朱睿：我看到一个视频，方太集团董事长茅忠群讲方太集团为什么不上市。他的逻辑是，上市之后公司会受本性逐利的资本诉求的影响，被迫进行扩张或短期行为。茅忠群的初心是将业务聚焦在消费者需求层面和产品创新层面，而不是被资本赶着往前走，所以他决定不上市。其实有不少企业都选择不上市，比如国内最近非常受关注的胖东来，和美国品牌Patagonia。Patagonia创始人不仅提出不上市，还把公司98%的股份授予非营利组织Holdfast Collective，这个公益组织专门保护环境、抵制环境破坏行为。
我了解到ChatGPT的股权组织架构经历了几次变革。最早，它是一家非营利组织，几年之后又成立了营利性质的公司，这两年又有一些组织架构的变化。我们讲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这些都是ESG中“G”（governance，治理）的形式。
不同的“G”的形式，是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寻求一种更符合创始人初心的组织框架，以此保证创业初心得以延续。我认为对于组织而言，重要的是保障初心和价值观，至于用什么样的组织治理形式，很多时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很多营利组织的效率比较高，像方太、胖东来这样的企业，他们同样可以很好的解决社会问题。
我想表达的是，没有一种组织形式能“一招吃遍天下”，确保社会问题得到最优解。在不同的领域与文化下，可以探索不同的组织方式。组织创始人只要确保初心不变，并能在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并行或社会价值优于经济价值的前提下让组织发展得更好，可以在不同阶段探索最合适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架构。
Q: 作为中国商学院公益和社会创新教育的开创者，您认为商学院的新质公益与常规的公益相比会有哪些独特性？
朱睿：商学院的新质公益有两个独特性，也是优势，应该不断地去强化并迭代。
第一个是理论输出。既然我们是一个学校，有这么多学者教授，就应该有理论上的提炼、建构，进行理论的输出，并通过理论来引导行动。商学院做公益应该非常坚持理论创新，并且做大做强。这跟基金会等公益组织相比有很大不同，它们是去做具体的实践行动。和公益组织比，我们做具体服务的水平要逊色很多，商学院的优势是思考，提炼，形成理论框架，为一线公益行动者提供思考工具。
第二个是用理论引导实践，同时让实践反哺理论，实现理论迭代。为什么长江商学院要推商业向善实践课程？商学院的学员都是企业家，他们在市场上摸爬滚打，都是打拼出来的，是最具生命力、最具创新精神的一群人，我们把商业向善的理念真正植入他们的头脑里，使他们在思考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融入社会创新和商业向善理念，为他们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向，即通过真正地挖掘和解决社会问题，帮助企业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共赢。
在商业向善课程运营过程中，我们感受到当企业家校友们能够领会商业向善概念，真正去践行并且体验到好处时，他们的现身说法就可以感染更多同学。同时，他们在做商业向善时的心得，可以帮助我们进化理论，我觉得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Q: 作为商业向善教育的主要推动者，您认为这会是商学院新质公益的主要方向吗？这一方向可以给商业的进化带来怎样的变革力量？
朱睿：推动商业向善的教育，我觉得这是长江商学院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情，我很荣幸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我特别希望商业向善的教育能够得到更多传播，更多推广。刚刚过去的12月，我为西部MBA师资培训项目进行两天培训，主题就是如何上商业向善这门课，任何商学院老师想在所在商学院开这门课程，我们都可以携手共同推进。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无论是学者，还是学者引导下的企业家，只有更多人参与进来，商业向善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
Q: 公益学院或者公共管理学院都在推进公益慈善教育，与它们相比，商学院推动的商业向善的社会创新，会不会带来更大的影响力？
朱睿：我觉得公益慈善教育里每一个方向都不可或缺。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需要公益组织，需要企业家。公益学院或者公共管理学院可能会更强调公益理念和方法，包括如何让传统慈善理念得以创新，公益服务如何做得更高效，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长江商学院EMBA42期2班的实践课程中，我们走访了该班公益生张洛梅所在的郑州康园听力言语康复中心。这家机构主要致力于精神障碍人群，包括自闭症人群，尤其是幼儿精神障碍人群的康复，他们就是真正帮助弱势人群，做得非常好。
不同的组织形式，核心能力是不一样的。商学院做新质公益，我认为结合学院的基因特别重要。长江商学院的学员是一群高能量企业家，如果只让他们做一些简单的捐赠或者组织一次性的志愿活动，那就没有最大化地利用他们的能量。
我认为，商学院的核心能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教授的研究能力，第二是学员的市场创新能力。这两点结合，推动商业向善自然而然可能成为商学院做新质公益最高效的路径。
Q: 作为持续研究并推动商业向善和社会创新的学者，据您研究与观察，商业向善近些年来有哪些新趋势？
朱睿：首先，从理念上来看，我认为社会对ESG、商业向善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记得前几年上课，当我介绍这些概念和内容时，学员会觉得是舶来品，认为像腾讯那样的大公司才会做商业向善，认为与自己的相关性不大。但经过这些年国家政策的引导和经济的发展，学员的认知度、接受度都有了明显上升。
其次，我所在的长江商学院ESG及社会创新中心研发了一个ESG评估地图。每次上课都会请同学去做一个小测试。第一，让每位同学标注哪些维度（即ESG的E、S、G三个维度）自己的企业已经在做；第二，未来一年如果聚焦一个维度去做提升，会选择哪一个。
我发现这些企业家学员关注比较多、做得比较好的是S（social,社会）这个维度，即跟人相关的维度，但是E和G两个维度都是比较明显的短板。比如说在E（environment,环境）的维度，90%的学员企业还没有做碳排放评估。事实上，如果不知道企业在生产和运营过程中产生了多少碳排放，是很难去做减排的。对于G（governance,治理）这个维度，大家关注度也相对欠缺。与此同时，
自推出ESG地图以来，我收集了超过700份企业家问卷，其中有110位同学提到未来一年想要做G这个维度的事情，重新思考企业的战略，让企业产生更大的正向社会影响力。
Q: 您提出了“商业向善三角”理论，与过去“商业向善三步曲”理论相比，这是怎样的进化与升级？
朱睿：2019年，我第一次提出了“商业向善三步曲”理论，2024年我将其迭代为“商业向善三角”理论。“商业向善三步曲”理论是单向度的，而“商业向善三角”理论则是循环的。
“商业向善三角”理论的三个角，最上面的叫“共益理念”。之所以把它放在最上面，是因为如果没有共益和利他的理念，其实很难做到商业向善。右下角是“核心业务与社会问题结合”，我觉得每个企业做的商业向善项目应该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企业应该找到自己最核心的业务，跟相关社会痛点紧密相连，在这个点上去发力，从而给企业带来更好的价值。左下角是“制度保障”，企业有了共益理念，找到了核心业务与社会问题的结合之处，此时想推动商业向善还需要制度保障，从而让这个事情可以持续下去。
这里特别想强调一点，所谓制度保障不仅仅是搭建相应部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是形成激励相容的机制。
激励相容的机制是商业向善的重要维度，即让对方能够出于自利动机做出你希望他们做的选择。做你想做的事情，但以一种别人愿意加入你的方式来做，换句话说，借助激励相容机制，我相信企业商业向善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都会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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