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不到钱就是无能”：狂热股市中，孤注一掷的韩国年轻人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吴赞镐认为，为了在日益分化的社会中争得一席之地，韩国年轻人被一种“自我开发”式的价值观裹挟，相信必须持续管理和提升自己，才能在竞争中胜出。最近的股市狂热不但没有缓解“自我开发”，这个逻辑甚至还进一步演化了——财富被赋予道德意义，贫穷被解释为个人失败，结构性的不平等则被悄然遮蔽。在难以企及的社会评价标准下，年轻人陷入自我厌恶，并把怨恨转向其他更弱势的人。

记者 | 段弄玉

2026年以来，低迷多年的韩国股市突然进入一种近乎失控的狂热之中。人工智能（AI）热潮推高了全球对存储芯片的需求，也带动三星电子、SK海力士等半导体企业股价一路上涨，无数普通人随之加入股市。但股市的狂热并没有抹平韩国经济的裂缝。半导体产业景气上行，汽车、钢铁等传统支柱产业却持续承压。

股市和AI带来的财富机会，究竟是在松动既有的阶层结构，还是让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在这种亢奋和压抑并存的气氛里，韩国年轻人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韩国社会学者吴赞镐。

吴赞镐曾长期在韩国多所高校担任社会学讲师。2025年，他的《“我们赞成差别对待”——变成怪物的年轻一代》中文版出版，在中国读者中引发关注。他观察到，为了争夺有限的就业岗位，韩国年轻人普遍信奉一种“自我开发”式的价值观，相信人必须持续提升、管理自己，才能获得成功。而且，即便已经在过度竞争中备受煎熬，他们也并不共情更弱势的人：面对新闻里要求转正的非正式员工，他们相信对方之所以不是正式员工，是因为没有努力地进行“自我开发”；在和同辈人的交往中，他们也坚持一种“学历等级主义”，蔑视排名靠后的学校，又在来自名校的学生面前感到自卑。在这套逻辑中，失败被归咎于个体不够努力，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则被悄然遮蔽。

《“我们赞成差别对待”》写于2013年。十多年过去，吴赞镐发现“自我开发”的价值观以更自然的方式渗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在股市中赚到钱的韩国人，很少说自己只是运气好，而会强调自己提前“研究”了某只股票。赚钱仿佛也赋予了他们某种居高临下的位置，使他们可以反过来指导别人“你现在学习股票的方法不对”，甚至于“你现在的生活方式是错的”。

对底层群体来说，买股票则变成了改变处境的最后一根稻草。吴赞镐看到，陷入股票狂热的人群中，不乏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阶层分化日益严重的当下，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可能永远无法摆脱中小企业的工资水平，也攒不够买房的钱。只是，并非所有人都能成为赢家。有背着学业贷款的年轻人借债入市，想借此摆脱债务，却可能会被推向更加危险的处境。

接受我们的视频采访时，吴赞镐梳着整齐的头发，整个人显得井然有序。即便谈起令人无奈的社会现实，他的语气也始终笃定，能够迅速组织观点，并流畅地表达出来。但在这份秩序感之中，我们仍然看见了一些矛盾。

《“我们赞成差别对待”》在韩国曾引发一定话题，却卖得不好。2020年，吴赞镐辞去高校工作，搬到济州岛写作。但新冠疫情打乱了他的计划。讲座邀约减少，他只能搁置写书计划，靠约稿维持生活。济州岛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平和。人到中年，孩子的补习班费用大幅增加，父母的医疗费用也陡然上升。吴赞镐告诉我们，他不买股票，因为没有闲钱。除了养家糊口，他还背着房贷。持续不断的工作，也让他根本没有时间时时关注股票。只不过，看到别人赚了钱，他也会羡慕，也会产生一种“错过了什么”的感觉。

以下是本刊对吴赞镐的专访。

“这样的时代都赚不到钱，就是无能”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用“自我开发”来描述韩国年轻人通过自我管理和提升来获取竞争优势的生存策略。韩国现在因为半导体产业，挺立于AI时代的潮头，“自我开发”的心态是否发生了变化？

吴赞镐：如果说之前的“自我开发”还稍微有些粗糙，更多是以“我要拼命努力”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话，现在“自我开发”文化已经以一种更自然的方式渗透进了日常生活。社交媒体上有非常多的视频和文字在展示一个人如何管理自己的一天，比如“我的routine”这种内容。并没有人问他“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他自己就想主动展示自己每天都很努力地活着。

AI在某种意义上也被用于强化这种逻辑。经常会有这样的说法：“以前这些事情可能还需要由专家来完成，但现在AI已经可以帮你做很多事了。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是不行，那你被淘汰也是理所应当的。”可以说，和AI时代一起到来的并不是对失败者的理解，反而是一种更强烈的对失败者的批判。韩国股市的大涨也带来了相似的声音：“在现在这样的时代都赚不到钱，那就是无能。”

人们不会反思AI是否让普通人丢了饭碗。因为那些能够利用AI找到工作的人，或者利用股票赚到很多钱的人，往往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于是，一幅非常令人悲伤的社会图景出现了：工作岗位越是减少，人们对“没有工作能力的人”的厌恶反而越强。这和《“我们赞成差别对待”》中反映的现象也是类似的。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韩国年轻人如此执着于“自我开发”，而不是反思背后的社会结构？

吴赞镐：在韩国，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非常大。在韩国的经济结构中，大企业掌握着整体的盘面和方向，而在它下面，很多企业实际上是以类似大企业“外包企业”的形式存在的。在韩国社会，“大企业”是一种关乎自尊心的概念。当亲戚、朋友问起的时候，如果身在大企业，人们是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出口的，如果身在小企业，则会让人觉得有些羞于启齿。

三联生活周刊：近年来，韩国的年轻人之间似乎也出现了一种分化：一部分年轻人依旧信奉“自我开发”，而另一部分则选择了“休息”。据韩国统计厅2026年2月发布的数据，既不工作也不求职的“休息青年”已达70万人。按照你说的，现在明明是“自我开发”的时代，为什么这些人却在“休息”？

吴赞镐：这些休息可能有两种情况。有人的心态是，“虽然我现在暂时没法去大企业工作，但我想一边重新充电，一边思考新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放弃“我要在这个过程中成长”的想法，很可能仍然在意教育、学习这些事情。而另一种“休息”是彻底放弃，面对高得离谱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很多人在一种无力感中选择了放弃。

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这两种情况的背景是一样的：如果年轻人想在人生中过上自己满意的生活，“标准线”已经变得难以企及。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很符合“自我开发时代”的现象。所谓“自我开发”，意味着努力奋斗；但当没能实现目标时，由此带来的剥夺感和伤害感也会变得非常大。

先成为“完美的首尔大学学生”，再想下一步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在书里提到，“自我开发”也表现为一种“学历等级主义”。但我们注意到，以SK海力士为代表的半导体巨头开始取消学历限制，直接招募高中毕业生。在今天的韩国，教育是否依然是韩国年轻人最重要的上升通道？

吴赞镐：可能从最终结果来看，名校学生还是会比其他学校的学生更稳定地生活下去。但即便是在名校，学生也会感到非常大的不安。十多年前，经营学是进入大企业、获得稳定工作的第一条路线。但现在的招聘已经不是某个企业一次性招多少人那样的模式了，而是变得非常细分。而且，过去非常受欢迎的一些职业，比如注册会计师，现在反而很容易受到AI的威胁。所以，学生们必须思考，如何借助AI，让自己变得更有竞争力。

顺便说一句，即便在我写《“我们赞成差别对待”》的时候，就已经有人说：“即便从首尔大学毕业，如果是人文学科，也没有什么用。”

这样看来，我们好像应该说“现在已经不是只看大学名字的时代了，所以不一定非要进名校”。但现实的是，连那些名校学生都那么不安，其他学校的人更加不安。所以，还是得先进入好学校，成为更完美的首尔大学学生，再考虑下一步。

三联生活周刊：在最近的韩剧《铁拳教育》中，也出现了“孩子上不了大学，被认为是父母不努力”的情节，这给人一种韩国家庭已成为阶层跃升的“工厂车间”的感觉。您在生活中是否有类似的观察？

吴赞镐：我原来住在首尔，后来搬到济州岛。那时候，周围人全在问我“孩子的教育怎么办？”在孩子教育这件事上，全家都必须一起操心，这已经成了一种默认的前提。

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孩子到了高中阶段自己开始努力学习，然后获得成功的时代了。韩国有“7岁高考”“4岁高考”这样的说法。意思是，如果想考上医学院，在4岁时就要参加某种补习班的测试，然后按照一套被设计好的路线一路走下去。如今，人们普遍觉得，孩子小学时就要提前学完初中的内容；进入初中时，就要提前学完高中内容。只有这样，才会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而这些事情，孩子自己绝对做不到。一定要有人帮他找补习班，帮他介绍老师。也就是说，父母的信息能力会对孩子的未来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最后形成一种文化：把孩子送进某所大学，仿佛就是父母自己进入了那所大学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韩国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有这么深的执念？

吴赞镐：这并不是因为父母执着于名校光环，而是因为一旦掉到中等以下，就不是简单的“低于平均”，而是几乎直接掉到社会底层。

韩国社会会周期性地让人们确认一件事：有些时候，不管你多努力也没有用。第一次强烈确认这一点，是外汇危机。在那之前，人们还相信“只要诚实、勤奋地生活，总能过下去”。可是外汇危机一来，首先消失的就是某些工作岗位。于是人们开始想，看来还是得学习好，还是得进入更稳定、更受认可的位置。

最近则是新冠疫情。对很多人来说，工作可能就直接结束了。人们再次确认，必须做那种在社会上被认可、被保护的工作。

厌恶世界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你一方面在批判这种竞争社会，但另一方面，作为生活在其中的一员，您是否也有过在某些时刻，觉得自己也无法完全摆脱自己所批判的那种逻辑？

吴赞镐：当然有。我有时会遇到一些读者，他们觉得写这种文章的人应该活得像个得道高人一样。但哪那么容易呢？

我本来觉得自己一直很努力地生活，虽然不能说已经“成功”，但至少也努力过了。可突然之间，孩子的补习班费用大幅增加，买房子也必须向银行借很多钱，再加上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医疗费用也增加了。如此就会不断产生一种“我还是不够”的感觉。

正因为有很多人处在这种不安之中，所以现在也出现了很多安慰人的书籍和视频。也有一些有名的僧人不断对人们说“不要执着”“不要和别人比较”。

但看着这些内容，我反而会为自己仍然执着而感到羞愧。一方面，我会觉得：“我已经很努力地生活了，可为什么还是没有钱？”另一方面，我又会想：“我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为什么还会因为这些事情觉得自己过得不好？为什么还要和别人比较？难道我的精神力量就这么弱吗？”于是，周围的一切好像又变成了另一种对自己的鞭打。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焦虑会延伸到对孩子的教育中吗？

吴赞镐：在新冠疫情以前，我和孩子在谈到职业时会说：“你做自己觉得有趣的事情就可以了。”或者说：“即使人文学科现在不受欢迎，它本身也有自己的价值。”但是经历了新冠之后，我开始觉得，获得一份职业真的非常重要。我不会直接和孩子说你不能做自由职业，而是会说如果你想成为自由职业者，就必须知道自己需要考虑非常多事情。

我的另一个担心是，AI技术越是方便，正在成长的孩子们就越不读书，看待社会的视野也变得更窄。大概五年前，AI还没有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所以那时候我还能说：“不能太相信AI，读书还是很重要的。”可是现在，再说“比起AI，读书更重要”，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会觉得有点尴尬。

三联生活周刊：在上升通道收紧、阶层日益固化的韩国社会，不同阶层和成长背景的个体，对“公平”的理解是否也存在差别？

吴赞镐：在过去，同事可能来自不同的成长背景，一起吃饭聊天时就能够意识到，世界并不是按照自己想象的方式运转的，别人也并不都按照自己想象的方式思考。但是，在阶层流动减少的社会里，最终进入大企业的人会发现自己的同学和同事背景都差不多，父母的职业也相似。这样一来，互相理解的机会就消失了，人们也会按照原来的想法说：“他不就是因为学习不好，才做那种工作吗？”

如果这样的人带着某种相似的思维去做律师、做制作人、开展各种社会活动，最后生产出来的内容和想法也会变得非常单一。“只要努力，就可以克服不平等。”成了一种社会氛围。但他们真正应该能够说的是：“不平等、歧视和贫困，并不只是因为那个人没有努力。”这正是韩国社会非常令人担忧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您写作《“我们赞成差别对待”》是想要批判“自我开发”的心态。这本书是否达到了您期望的效果，引发了社会的反思？

吴赞镐：年轻人的反应并不是“我讨厌自我开发”，而是会觉得它没那么有趣。因为书里写的就是他们一直在经历的东西：无论自己是受害者，还是某种意义上的加害者，他们每天都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确认这种“赞成差别对待”的现实。真正感到震惊的，反而是比年轻人更上一代的人。他们会说：“我们的社会已经严重到这个程度了吗？”

韩国社会中“自我开发”的情绪实在太强了。因此，写这种书的人、读这种书的人，或者读完这种书后提出某些主张的人，反而更容易成为嘲笑的对象。人们会说：“你们这些人一辈子都只会怪社会。”他们也经常对我说：“所以呢？你到底想怎样？解决方案是什么？”

可是，批判社会的书本来就不是提供答案的。它们要做的，是告诉我们：我们原本以为的那个答案，并不一定是唯一正确的答案。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6年29期，特别感谢译者阚梓文对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