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
18年攻坚克难，打造中国首架自主三代战机，带领团队攻克“亚洲第一框”、S形蒙皮等核心技术，最终见证歼-10翱翔蓝天……
近日，总台《吾家吾国》专访原成飞总工程师、歼-10研制现场副总指挥薛炽寿，一起走进那段热血沸腾的航空史诗。
饿着肚子、穿着破背心造飞机
一代航空人的家国情怀
1961年，薛炽寿从华东航空学院（现西北工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正在筹建的国营峨嵋机械厂——也就是后来的成飞。那时的中国航空工业刚刚起步，条件之艰苦远超想象。
“厂房还没盖起来，几栋宿舍连床都没有，我们就睡在地板上。”薛炽寿回忆，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物资极度匮乏，每人每月仅有23斤粮食定量。“吃不饱啊，下班要跑步去食堂，去晚了连稀饭都只剩半碗。”他的父母心疼儿子，千里迢迢寄来两桶炒米粉和粮票，这才让他熬过了那段岁月。
一张广为流传的“破背心”工作照，是那代航空人的缩影。虽然照片中的并非薛炽寿本人，但他笑着说：“我确实有件一模一样的破汗衫。那时没有工作服，全靠自己的衣服顶着。”
在闷热的车间里，他们穿着打满补丁的衣衫，用算盘和手绘图纸完成了歼-5甲等机型的仿制。饥饿与疲惫从未动摇他们的信念：“航空太落后了，我们必须拼命追赶！”
用“黑板管理法”高效解决问题
他被大家称作“薛三点”
1986年，歼-10项目正式立项，代号“10号工程”，薛炽寿被任命为现场副总指挥。面对美苏三代机的代际差距，他创新提出“跟设队”机制，派遣百名工艺人员进驻设计所，打通设计与制造之间的连接。这一举措彻底改变了传统“先设计后试制”的线性流程，为歼-10的研制按下加速键。
作为跨代战机，歼-10所采用的新技术超过60%，而按照国际惯例，研制新机时，新技术采用率一般只有30%。
在试制阶段，薛炽寿带领团队攻克了被誉为“亚洲第一框”的关键结构件。其中数控加工框中的腹板仅1.5毫米厚，需从1吨重的板材中双面精密铣削而成。一名技术员24小时守候，确保程序无误。
在部装车间负责开铆工作时，薛炽寿曾在车间悬挂10块黑板，推行“黑板管理”。黑板专门用于记录装配厂在装配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包括缺零件、缺必要条件、工装未产出或工装故障等。
薛炽寿将黑板上的问题分为三类：“已解决”“明天解决”“难解决”，并通过“三点”流程跟进：第一点，确认问题是否已解决；第二点，若问题未解决，则需要明确解决时限；第三点，若问题未解决且无法确定解决时限，他就会要求相关人员会后留下单独沟通。
最难的问题由薛炽寿亲自攻坚，他也因此有了“薛三点”的绰号。
因为三滴油
他选择推迟歼-10首飞
1997年，首架歼-10总装完成，却在试车时连续打坏两台发动机，面对国家巨额损失和延期压力，薛炽寿坦言：“我准备坐牢。”但他毅然决定安装第三台发动机，并扛下全部责任。经地毯式排查，发动机损坏的原因是机身铆钉碎屑被吸入。最终，第三次试车终于成功。
首飞前夜，发动机意外漏出三滴燃油。此时，距离原定的首飞仅剩不到10个小时，是带着隐患升空，还是推迟首飞，两难的抉择压在了薛炽寿的肩上。
薛炽寿顶住专机待命、首长到场的压力，坚持“原因不清，绝不能飞！”首飞计划临时取消，薛炽寿带领大家连夜展开排查，四次拆解发动机，六次启动试车，全力搜寻故障根源。
经过三天两晚的仔细摸排，故障排除——原来是发动机上一个辅助制造的工艺孔未堵。他笑称“上当了”，却诠释了航空人“一丝不苟”的信仰。
1998年3月23日，薛炽寿早早来到机场，徒步3公里检查跑道。他称歼-10为“儿子”，默默陪它“赴考”。
塔台上，试飞员雷强与薛炽寿的目光短暂交汇。“飞机准备好了。”薛炽寿只说了一句，雷强便郑重颔首：“我一定把它飞回来。”
这一刻，没有豪言壮语，只有航空人间以生命相托的信任。
14时41分，发动机的轰鸣撕裂长空。歼-10如离弦之箭冲向云端，低空通场时，战机突然轻盈地摇摆机翼——这是雷强在用航空人特有的方式致敬地面团队。当歼-10稳稳降落后，薛炽寿与总设计师宋文骢、雷强紧紧相拥，三个硬汉的泪水浸透了彼此的肩头。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薛炽寿他们留给后辈的，不仅是亚洲第一框的工艺标准、黑板管理的协作智慧，更是“原因不清不飞”的敬畏之心，“惟以胜利报祖国”的赤子之诚。
如今，距离歼-10成功首飞已过去27年。新一代航空人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将目光投向更远的深蓝与星河。
本文来源：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综合《吾家吾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