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军无人机视角中的俄军米-28N武装直升机。
尾部被打掉的卡-52直升机。
2024年7月31日，在顿涅茨克附近，一架俄军米-8直升机被乌军FPV无人机击落。
图1历次战争的直升机战损比。
俄军的米-28N武装直升机编队。
俄军的卡-52武装直升机。
俄乌冲突中的米-8直升机。
表1 俄军直升机损失概览（2022-2024）
王立群
引言
在俄乌冲突的硝烟中，直升机特别是武装直升机的生存困境再次成为军事变革的热门话题。这场被称作“首场无人机战争”的冲突，彻底颠覆了现代空战的生态格局。曾经叱咤越南战场的“空中骑兵”，如今却在单兵防空导弹和蜂群无人机的夹击下举步维艰。直升机独特的低空低速特性，使其成为现代战场高性价比的打击目标，而直升机沿用数十年的突防战术逐渐失效。制空权的缺失，加之地面部队陷于堑壕战等战场现实，迫使俄军直升机放弃近距火力支援与纵深突击的传统优势，退居后方执行非制导火箭弹齐射任务；与此同时，无人机的全天候ISR（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和“发现即摧毁”的作战模式，正蚕食着直升机的战术空间。当300美元的FPV无人机可以威胁到1500万美元的卡-52时，直升机装备正经历着空前的生存危机。
直升机的发展与挑战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技术沉淀，直升机在朝鲜战争中首次展现军事价值，而后通过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等局部冲突完成了从辅助装备到主战平台的蜕变。在这一进化过程中，直升机不仅改变了后续冲突的战争形态，其型谱也呈现出专业化、多元化的特征。从最初的战场救护到当代立体化作战体系，这种兼具垂直起降能力与战术机动性的航空器，始终在攻防博弈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装备数量也随之呈现指数增长。
（一）任务使命拓展朝鲜战争见证了直升机军事应用的雏形。美军首次将S-55等早期型号投入实战，主要执行伤员后送、物资补给等辅助任务；而真正将直升机推向战争舞台中心的是上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场。在这场被军事学者称为“直升机战争”的冲突中，UH-1“休伊”通用直升机与CH-47“支奴干”运输机构成的空中机动体系，创造了“空中骑兵”的作战传奇。一个步兵营的战术转移时间从传统陆地机动所需的数小时，压缩至直升机投送的几十分钟内。这种革命性的机动能力不仅有效破解了越军的游击战术，更催生了战争史上著名的“蛙跳突击”全新战术。
火力支援领域同样迎来变革。专用武装直升机AH-1“眼镜蛇”的列装，首次实现了“树梢高度”精确火力投射。其配备的BGM-71反坦克导弹系统，既能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又可有效遏制装甲集群突击。相比固定翼战斗机，武装直升机在低空滞留时间更长、打击精度更高；相较于地面炮兵，其具备跨地形障碍的机动优势。越战期间，武装直升机承担了美军近乎一半的反装甲任务，被步兵部队誉为“空中炮塔”。
进入21世纪后，直升机任务谱系持续拓展。现代重型运输直升机如CH-53K“种马王”的载荷能力突破16吨，可投送“悍马”等轻型装甲车辆；武装直升机AH-64E“阿帕奇”集成“长弓”毫米波雷达与“海尔法”导弹，具备复杂气象条件下的精确打击能力。在反恐战争中，直升机更发展出护航警戒、定点清除、特种投送等新型作战样式。其空中多面手的特性，使其继续在现代联合战役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直升机集群已成为实现战术突然性和维持战场持续性的决定性因素。
（二）暴露的生存问题直升机在现代战场的脆弱性被俄乌冲突充分暴露，乌克兰战场上的实战数据触目惊心：开战当年俄军就损失了超过100架直升机，其中大名鼎鼎的卡-52“短吻鳄”战损率高达25%。这种生存困境背后是攻防成本的严重失衡，以俄军最先进的卡-52为例，单机造价高达1500万美元，而“标枪”导弹仅需 17.6万美元。即使防御方需要发射10枚导弹才能取得1次有效命中，其成本交换比仍达到惊人的1:8.5。更严峻的是，300~500美元的商用无人机加装破甲战斗部后，就能对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直升机形成非对称威胁。
现代防空系统已形成多层次立体杀伤链：高空由S-400等远程系统覆盖，中低空由“铠甲-S1”弹炮结合系统控制，单兵则配备各类红外制导导弹。与之对抗的直升机防护手段却进展缓慢：现役红外干扰弹对新型成像导引头失效，激光对抗系统仅能同时应对2~3个威胁。更致命的是，“星链”支撑的作战网络使传统地形遮蔽战术形同虚设，直升机的“高度低、速度慢”特性在现代战场已成短板。
虽然直升机战场价值在降低，但其无可替代的战术功能——每小时数百千米的“树梢高度”精确兵力投送能力，这是固定翼飞机和无人机至今无法完全替代的。正如美国陆军未来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计划所言：问题不在于直升机是否过时，而在于我们能否在2030年前解决其生存问题。
（三）技术改进方面尽管存在结构脆弱、造价高昂等固有缺陷，但直升机在特定作战场景中仍展现出无可比拟的战术优势。比如：在山地作战中，运输直升机与武装直升机的组合能够实现快速兵力投送和精准火力支援的完美结合；在两栖作战中，直升机集群更是突破滩头防线的关键力量。这种立体机动与火力打击的有机结合，使直升机成为现代合成作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
随着军事科技的进步，直升机的作战职能确实面临重新定位。无人机系统在侦察监视、纵深打击等领域已逐步取代部分传统直升机任务，未来也将在快速补给运输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职能转移并非意味着直升机将被淘汰，而是促使其向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俄乌冲突的实战经验表明，尽管直升机的战损率居高不下，但其在达成战术目标方面的贡献同样显著——包括俄军成功实施的数百次特种作战渗透和关键物资运输任务。这印证了一个观点：装备价值不应仅以生存率衡量，更要考察其战术达成度。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战场生存挑战，现代直升机在防护技术领域取得了可观进展。传统的地形遮蔽飞行战术仍是规避攻击的基础手段，通过利用地表起伏和障碍物遮挡，能有效阻断敌方光学/雷达追踪。但更革命性的进步来自电子对抗领域：当代主力机型如AH-64E“阿帕奇”已集成全频谱自卫系统，包括配装多波段雷达告警接收机、激光/紫外线复合告警系统、智能红外干扰系统和有源电子干扰吊舱等。
未来战场会呈现明显的体系化特征：直升机将通过数据链进入作战网络，实现与无人机、电子战飞机的协同作战。于是，武装直升机可以转型为空中战术节点，既保持独立作战能力，又可作为信息化作战体系的重要神经末梢。即便在无人机大行其道的未来战场，直升机仍能凭借其独特的有人驾驶决策优势和战术灵活性，在军事力量结构中占据一席之地。
俄乌战争的表现
根据《简氏现役飞机年鉴（2024—2025）》评估，俄空天军整体实力（包括现代化水平、后勤保障、攻防能力等）仅次于美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位居全球第二。然而，在持续三年的俄乌冲突中，其理论上的空战优势并未充分转化为战场实际效能。英国国防部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3月），俄军累计投入超过600架各型直升机，占其现役直升机机队的45%，日均出动架次维持在50~70次，创下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直升机实战运用纪录。尽管如此，俄军仍未能依靠其空中力量取得决定性战果，暴露出作战体系、战术运用与战场适应能力等方面的短板。
（一）战损情况通过对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海湾战争及俄乌战争等四场代表性冲突中直升机战损数据的系统分析（图1），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直升机战场生存能力的演变轨迹及其面临的现代挑战。
从纵向发展来看，直升机战损率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越南战争（1965~1973年）期间，美军投入的7000余架UH-1直升机中，有2500架因各种原因损毁，战损率高达35.7%。这一高损耗既反映了早期直升机技术的局限性，也体现了丛林作战环境的特殊性。到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1979~1989年），苏军投入的2000余架米-8、米-24等型号直升机战损333架，战损率降至16.7%，显示出直升机防护性能和战术运用的进步。海湾战争（1991年）中，美军277架AH-64“阿帕奇”直升机仅损失5架，1.8%的战损率创下历史新低，这得益于精确制导武器的应用和制空权的绝对掌控。
然而，俄乌冲突2022~2024年的数据打破了这一下降趋势。截至2024年底，俄军投入的600余架直升机中已有144架损毁，战损率飙升至24%。其中，61架卡-52武装直升机和43架米-8运输直升机的损失尤为引人注目。通过战损原因分类可见（表1），空中击落占比最高（88架），其次是停放于机场时遭无人机、导弹或炮火袭击。这一现象揭示了现代战争环境下直升机面临的三重威胁：首先，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MANPADS）的普及显著提升了地面防空能力。其次，无人机技术的革新改变了战场态势。小型侦察无人机与巡飞弹的组合，使得直升机起降场和前线集结地的隐蔽性大幅降低。最后，信息化作战体系的缺失加剧了生存压力。俄军未能有效构建包含电子战、防空压制在内的完整作战体系，导致直升机经常暴露在敌方火力之下。特别是卡-52这类先进武装直升机的高战损率，暴露出即使配备光电对抗系统和装甲防护，也难以应对现代战场的复合威胁。
（二）战场特点俄乌冲突爆发首日，俄军采取“三位一体”精确打击战术：首先发射多枚远程精确制导导弹摧毁乌军防空系统，继而出动轰炸机群对残余防空设施实施饱和打击；待防空体系瘫痪后，立即由战斗机群护航大批直升机实施纵深突袭，成功重创拦截的乌军空中力量。然而俄军未能持续保持战争初期的高强度打击节奏，乌军在经历一周仓促防御后，迅速组织机动部队展开有效反击，接连击落多架俄军战机，迫使俄军大幅降低航空兵出动强度，逐渐丧失战场制空权。据Oryx 开源情报统计，开战前8个月，俄军现役卡-52攻击直升机战损率超过25%，其中70%以上毁伤源自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严峻的战损态势迫使俄军革新直升机战术：当前线部队推进受阻时，多架直升机在己方控制区域采用大仰角姿态，以超越射击方式齐射非制导火箭弹。这种保守战术虽降低战损率，却极大削弱了武装直升机的战术价值。
随着战事推进，在多重因素影响下，俄军指挥部预期的“闪电战”逐渐演变为“消耗战”。无人机强大的情报、监视与侦察（ISR）能力使得俄乌双方都难以组织大规模进攻战役，导致直升机传统的近距支援和快速机动等核心作战能力失去用武之地。与此同时，小型无人机尤其是FPV的广泛应用，正在深刻改变战场态势。这些无人机不仅能完全替代直升机执行侦察任务，更能在其擅长的低空空域对直升机形成致命威胁。2023年9月，乌军曾使用装载炸药的FPV无人机试图拦截一架卡-52直升机，该FPV持续尾随目标，直至被机组人员发现后，直升机才加速脱离。令人震惊的是，一架仅重0.9千克、价值3000美元的FPV（最高时速64千米）竟能对重达12吨、价值1500万美元的卡-52（飞行速度320千米/时）构成实质性威胁，这种非对称对抗在传统战争中实属罕见。这一威胁最终在2024年7月成为现实：俄军一架米-8直升机在顿涅茨克附近被FPV击落，创下战争史上无人机首次击落直升机的纪录。鉴于无人机威胁日益严峻，俄军被迫规定运输直升机必须由武装直升机护航。
类似战例在海上同样上演。2024年12月，乌军使用"Sea Babies"和"Magura V5"无人水面舰艇在克里米亚半岛西侧黑海海域，分别发射R-73防空导弹，成功击落了2架米-8直升机。这些战例充分表明，在现代战争中，即便是先进的有人驾驶航空器，在面对低成本无人机系统时也难免遭遇“滑铁卢”。
（三）直升机与无人机共存在俄乌战场上，低空已成为双方争夺的主要空域。传统武装直升机与新兴无人机系统在此交汇，形成了一种既对抗又共存的复杂战场生态。面对防空火力和电子战的威胁，双方不得不与时俱进地调整战术，让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航空装备平台在战场上各自施展特长，甚至协同作战。
俄军的卡-52和米-8直升机，以及乌军的米-24和西方援助的“海王”直升机，在战争初期都因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和野战防空系统的打击而损失惨重。为降低风险，飞行员开始采用“树梢高度”突袭战术，利用地形和植被掩护接近目标，发射火箭弹或反坦克导弹后迅速脱离。同时，机组加强了对红外干扰弹和电子对抗设备的使用，以干扰敌方制导武器。然而，随着无人机侦察网络的完善，直升机的隐蔽性进一步降低。俄军尝试将直升机与自杀式无人机协同使用，由无人机先行侦察并压制防空火力，随后直升机发动快速打击；乌军则利用巡飞弹为直升机开辟安全通道，形成“无人机开路、直升机收割”的战术组合。双方均将直升机定位为体系节点：无人机承担侦察诱骗，直升机执行重火力突击，同时加装激光反制与电磁干扰装置应对无人机威胁。这种“传统平台+智能僚机”的配置，或将成为未来低空对抗的标准范式。
无人机在这场战争中彻底改变了低空作战的规则。乌军的侦察无人机持续监控前线，为炮兵和直升机提供实时目标数据。俄军的自杀式无人机则对乌军后方阵地和防空系统发起骚扰性打击，迫使对方分散火力，直升机再伺机出动打击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均尝试用无人机直接对抗直升机。乌军曾使用改装商用无人机投掷火箭弹弹头攻击俄军直升机起降场；而俄军则试验用无人机伏击低空飞行的乌军直升机。这种非对称对抗催生了新的防御手段，直升机基地周围开始部署简易无人机干扰站和防空火力网。
尽管无人机威胁巨大，直升机仍是前线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核心力量。两者的共存依赖于体系化作战：无人机承担侦察、诱骗和电子战任务，而直升机则作为重型火力平台执行关键打击。同时，反无人机技术（如激光拦截和电磁压制）正被集成到直升机自卫系统中，形成攻防一体的新生存模式。
在这场充满创新的消耗战中，俄乌双方的低空博弈证明，传统装备与新兴技术的融合并非替代，而是互补。无论是直升机凭借机动性发动的致命突袭，还是无人机编织的“空中狼群”战术，都在重塑现代战争的天空规则。
结束语
面对无人机的挑战，直升机的未来在于“进化”而非“退场”。通过强化被动防护、融入体系作战，以及发展“有人-无人协同”等方式，直升机将成为战场网络的关键节点。无人机的普及不是终结，而是新协作时代的开始。唯有主动适应技术普及化趋势，传统装备才能在与无人系统的共存中焕发新生。无人机的崛起终将成为直升机进化的催化剂，正如机枪的出现催生了坦克，防空导弹的普及孕育了隐身战机。在军事革命的螺旋式上升中，唯有变革者永存。